1、先秦诸子笔下嘲笑的对象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有了笑话，但它还不独立，主要还是用来说明某一道理的工具。从春秋时代开始，脱离宗法聚居地的士人(包括一些大夫和失去社稷国土的诸侯)游走各国，或寄食豪族、或游说国君，他们在闲谈、或阐明事理都不免要讲笑话，那时还没有独立的记载笑话的书籍，这些笑话一般都收入他们著作之中(所谓“子书”)。近代相声在嘲笑愚人时都会说“那是我们街坊”“您要问我住哪儿?我跟您说，我还没找着房呐”。相声艺人不会他嘲笑的就是某地人，免得惹当地人不高兴。先秦诸子不是这样，他们说笑话时，常常点明“某某国人”。当时诸国林立，诸子笑话中所嘲笑的人物往往不是本国人，而是他国人。例如孟子邹国人，他著名的的“齐人有一妻一妾”中那位寡廉鲜耻、乞食还骄其妻妾的“齐人”就是邹国(春秋时的邾国)旁边赫赫有名齐国。齐国的晏婴许多笑话嘲笑的竟是楚王。宋人庄子讲过许多笑话，除了那个无耻的官僚曹商外，很少有宋人。韩非子是讲笑话最多的先秦诸子，但嘲笑的对象没有韩国人。郑国人往往战国时人嘲笑的对象，但列御寇是郑国人在其著作《列子》中所嘲笑的也是他国人，如齐国。

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列子·说符》)

这位齐人用今天的话说就叫财迷心窍。可见当时的思想家们嘲笑愚蠢时，都把嘲弄对象慷慨给予了他国人，表现出对异国人的歧视。

在众多的嘲弄对象中出镜率最高的是宋国人，其次是郑国人，这在《韩非子》更为明显。因此可以说“宋人”和“郑人”，在先秦笑话中已经成为典型形象。

先秦诸子所遗下的著作，不管写作者目的如何不同，但大多是宣扬德行与智慧的。有人说哲学是“聪明学”，先秦诸子哲学都是张扬“聪明”和“德行”的，而且无不认为自己才最聪明(惟有孔子比较中庸，不过多地张扬自己)，最有德行。要展示自己的聪明，必然要有“愚蠢”作为对立面，就要批评、敲打作者心目中的“愚人”、“庸人”。要彰显自己的德行，就要揭露败德的小人，而这些愚人、庸人、小人在诸子心目中就是宋国人。在韩非子心目还有郑国人。

2、被嘲笑的宋人

揭示宋人的愚蠢是从《列子》一书开始的：

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緼黂(麻絮的衣服)，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子此类也。”(《列子·杨朱》)

这是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易于满足的小人物，他们本来穷困不堪，却把自己短暂的舒适，看作是人间最大的享受，而且认为一切人都会这样看，所以他才会把晒太阳这类“享受”献给“吾君”。这说明由于阶级的隔阂，在上位者与下层人士是互不了解的，是这些才造成了笑话。作者似乎有些嘲笑宋国的“田夫”，可是后人用此典故时，往往把他作为忠爱国君的典范，不强调他“愚”的一面。或者认为“忠爱”本身就是带有“愚”的分子的。“忠爱”到极端的人物，在旁观者看来总觉得是有些“冒傻气”的。

《列子》中还有一些，如《天瑞篇》“向氏为盗”中的向氏想学齐人国氏致富，国氏善于开发天地之间的财产(盗天地)，而向氏却偷盗邻人的财产“逾垣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凡事他能看得到、拿得到无不攫取搜罗，最后被抓了起来。“杨朱过宋”那位逆旅主人不知美丑，以丑为美等都是嘲笑宋人愚蠢的。后来的《孟子》中“揠苗助长”的主人公是“宋人”;《庄子》中那位想到“断发纹身”的越地(春秋战国时期浙闽一带还是“百越”的居所)去卖礼帽礼服梦想发财的也是“宋人”。《庄子》还有一个善于制作“不龟手之药”(使手不皴裂)的宋人，结果让别人用他的方子赢得大利。《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也是宋人。《战国策》《淮南子》到汉代的《论衡》中都保留有嘲笑宋人蠢笨的笑话。诸子笔下的宋人颟顸，分不清事理，不知变通，办事的结局也多是自蹈霉运。

有时宋人表现出点小聪明、做出点出彩的事，但其背景也是愚蠢。

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列子·说符》)

这则笑话中的“宋人”是不是有些机灵过头了。他道路上拣到一个遗失的借据，人不知，鬼不觉地拿回家里，一数借据的齿数还不少，高兴得不能自抑，便偷偷告诉邻人说“这回我要发财了”!一个没名没姓的借据引得一场空欢喜。宋人的“巧”也多是“无用”的，例如有“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在酸枣刺尖上雕刻母猴;宋人还有用象牙雕刻楮叶者，三年而成，放在楮叶之中可以乱真。在当时就是令人发笑的技艺。列子还批评说，不要说三年，大自然中，一年只长一片树叶，那么树木会成为什么样子?!宋国的能工巧匠也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

《韩非子》在讲到君臣关系时曾以宋国的善于酿酒的庄氏为例：

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外储说右上》)

庄氏的酒非常好，然而没有人买，直到酒变酸了也无人光顾。其原因在于他家养了一条其凶无比的恶狗，使人望而生畏。这位能造出美酒的庄氏却不善于把它卖出，让读者看到宋人在小事上的能干，也不能掩盖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蠢笨。

然而，今人读这些故事会有不同的的感受。这些笑话中的宋人不都是蠢货笨蛋。其中手巧能干者不少，有的发明了“不龟手”药，有的善于制作礼服礼帽，有的会微雕，有的长于牙雕，有的善于酿酒。诸子不表彰他们的长处，反而借其长，烘托其短，这显然对宋人有成见或偏见，是歧视心理在作怪。

有些笑话对某些宋人的德行提出指责。《庄子》中写到宋国使者曹商。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屨，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癰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

这篇故事有些恶毒，但也是曹商咎由自取。他在宋国和秦国受到赏赐后自鸣得意，以轻薄的口吻说“住在穷街陋巷，贫困潦倒，编鞋度日，饿得面黄肌瘦，这真是我难以做到的啊”!“凭三寸不烂之舌，一下子打动了万乘之主，受到一百辆名车宝马的赏赐，这是我一点小小的长处”!曹商不仅得了便宜卖乖，而且嘲笑庄周的无能，再者秦为虎狼之国，它只是法家和纵横家政治冒险的乐园，不是有自尊的士人的乐土(韩非子就死于秦)。曹商受秦王之赏和秦国本身的因素大约都是庄子或其后学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才有为秦王“舐痔”的讥讽。庄子本身就是宋国人(原籍蒙)，对国人自然会有很深的了解。他不会认为本国人笨，但认为其中确有以献媚而获取利益的小人。这种品类之人，虽然哪国都有，但出于本国本土，给他带来更大的伤害，更令人痛恶。